原標題：上博藏王原祁題畫手稿首次原大彩印公布　　清代“四王”中的王原祁，其創作與理論影響深遠，近代畫家黃賓虹、吳湖帆等均受其影響較大。《王原祁題畫手稿箋釋》梳理、箋釋了新發現的上博珍藏王原祁的親筆題畫手稿，該墨跡研究的浮出水面，填補了研究王氏畫學思想的實物空白，不僅幾可替代百年前刊行的《王司農題畫錄》一書，其重要性同樣超過王氏另一畫學名著——《麓臺題畫稿》。　　“四王”作品傳世極豐，贗品亦夥，為繼文徵明（1470-1559）、董其昌（1555-1636）之后，明清書畫傳世作品中的鑒定難點之一，情況最為復雜。可以說，自董其昌倡導“南北宗論”、拈出“筆墨論”后，除“老二王”（王時敏、王鑒）為親密追隨者外，后學中最得董氏精髓者莫過于八大山人（1626-1705）、王原祁（1642-1715）兩位，皆屬清初最負創造性的畫家之一，且都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影響深遠。諸如近代書畫大家黃賓虹（1865-1955）、齊白石（1864-1957）就分別直接受到了王原祁、八大山人的影響。　　思索型畫家王原祁創作之余，有研求畫理的習慣，著《雨窗漫筆》一卷（計十則），并撰有用于畫作題跋的諸多畫論，傳世有后人所梓行的《麓臺題畫稿》、《王司農題畫錄》兩書。對此，有學者曾利用王原祁之畫論，與傳世作品進行比對，進而佐證作品之真偽，為鑒定工作提供了一條重要的途徑。　　《雨窗漫筆》成書年代不詳。據故宮博物院藏王原祁康熙四十四年（1705）《為匡吉仿古山水圖》冊，其中一處自題透露：“余《雨窗漫筆》論設色，不取色而取氣，亦此意。”此即《雨窗漫筆》（翠瑯玕館本，似不全）“論畫十則”中第七則之大意，故知該書當成于是年之前。然傳世作品中未見采用《雨窗漫筆》文字作為題跋者，表明此書非題畫稿。　　《麓臺題畫稿》（以下簡稱“麓臺本”），收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吳江沈楙惪世楷堂刊《昭代叢書》壬集補編中。所收畫論之創作時間，最早為康熙四十七年（1708），最晚為康熙五十四年（1715）。該本共收畫論五十六則，梁章矩（1775-1849）等十二人參閱、審定，陳克家等十人參校，道光十六年（1836）翰林侍講朱珔（1769-1850）、安徽督學使沈維鐈（1778-1849），二十六年（1846）江蘇巡撫李星沅（1797-1851）分別應沈氏之請作序。“應是王原祁繼《雨窗漫筆》之后繼續有意識地將自己的題畫文字‘隨筆錄出’”，“該書具體成書年代雖尚未得知，但從書中內容可以推斷，應為王原祁去世后不久由后人或門人輯錄成書”。至筆者發現《題畫手稿》冊后，對上述某些推論產生了疑義。　　該冊共計29開，計58頁，收入王原祁所撰題畫稿凡32則原跡，家傳至其元孫王應鈞珍藏。該冊內容不完整，屬不全本。與沈德懋道光二十四年(1844)《麓臺題畫稿》中所輯僅8則相同，且兩者順序并不一致。手稿冊的創作時間，最早為康熙五十二年（1713），最晚為五十三年（1714）。前者見諸傳世的作品計8件，后者《題畫手稿》冊中傳世5件（如蘇州博物館藏《贈位山仿黃子久山水圖》軸）。手稿冊中，數則畫論雖無年款，但據所涉人物、事件諸內容，以及與尚能見到的明署年份之傳世作品相參，可知皆作于上述兩年之間，且皆按創作時間順序排列，書風亦與王氏此期一致。　　是冊曾經吳湖帆（1894－1968）民國二十七年（1938）三月二十九日賞鑒，稱“真而可玩”（《吳湖帆文稿》頁205-206）。據考，王原祁六世從孫王保譿（1880－1934后）民國二十三年（1934）輯《王司農題畫錄》中最核心部分，即輾轉抄自《題畫手稿》冊。遺憾的是，是書存在大量脫漏、誤識、標題小注遺漏等未忠實于原著等問題，對王氏畫論內容、形成及書風研究，客觀上制造了諸多麻煩。這些輯錄上的不忠實于原著，不僅淹沒了一些重要的史實，且為鑒定比照工作帶來了麻煩。比如上則中的“巨幅”，即現藏故宮博物院的《仿黃公望山水圖》軸，倘參照司農本按圖索驥，則較難確定，且無法確知此則畫論作于是年五月。　　麓臺本與司農本兩書，雖然后者輯自前者，但未以家藏本中與麓臺本“復見”的八條，對前者之舛誤進行校正。如上文所引手稿本第十一則，司農本除照例將標題“題仿大癡設色秋山為鄒拱宸作”輯為“仿大癡設色秋山為鄒拱宸”外，麓臺本中“曾寓目”中脫漏的“一”字、“數十年來”中脫漏的“來”字等明顯脫字，司農本并未予以糾正；甚至包括上析“余六年前奉命修《書畫譜》”中將“六”誤為“二”的史實錯誤，亦不作考訂，而以訛傳訛。　　相反，對于麓臺本中準確無誤的釋文，司農本卻以家藏本為準，如上述“寬宇年老先生”、“經營荼苦”等釋文斷句之誤，而麓臺本與手稿本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作品則是一致的，表明麓臺本據以輯錄的前刻本是忠實于原著的。　　王原祁《題畫手稿》冊的發現，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補對研究王氏畫學思想的文獻實物空白，且可替代《王司農題畫錄》一書，是三百年來首次正式公布的原始材料，其重要性，當超過《麓臺題畫稿》、《王司農題畫錄》兩書，對王原祁相關傳世作品的識真辨偽，亦提供了最為直接的原始依據。同時，該冊之發現，對中國文人畫史，尤于明清以降以董其昌為代表的，包括對其傳派“四王”藝術成就的梳理，其價值不言而喻。(責編：赫英海、潘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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