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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3年底，受“八項規定”影響，國內演藝市場銳減20%，“去金色大廳”的風氣算是來了一次急剎車。在一些國企連年會都取消了的2013年，還有多少人會去金色大廳呢？“老文委”牽頭的“七彩夕陽走進金色大廳”活動，幾乎是2013年底唯一一個見諸報端的赴“金廳”的中國演出活動。演出結束后，活動參加者還享受了一次“歐洲七國游”。（大連“友誼之聲”藝術團供圖）關于租賃業務我可以這么說，過去十年中國樂團的造訪更為頻繁。但我認為，中國樂團的主要聽眾不可能是維也納本地人。我們并非那些音樂會的主辦方。但是一旦正式簽訂了場地租賃合同，我們會按要求發出邀請函。只要有空置的演出大廳，任何古典音樂（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古典音樂，如中國傳統音樂）演奏者都可以租賃場地。我們不會將場地租借給搖滾、流行音樂活動。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總經理托馬斯安格延國人在金色大廳到此一游無可非議。指責金廳沒有任何意義。金色大廳不是國家機構，它靠租金養活自己無可厚非。中國人愿意到此一游，交租金，照相留念，卡拉OK一把也沒有關系。各有所得。但也僅限于自娛自樂。吳氏策劃總經理吳嘉童張美華激動地走上臺，四圍墻壁金光閃閃，雕刻美輪美奐，她知道觀眾在鼓掌了，耳朵里卻什麼也聽不見盡管那些觀眾大多和她們一樣，也是來表演的老年團。像她過去四個月里排練的那樣，張美華開口唱了起來。“我這一生值了。”她心想。那是2013年11月15日，距《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維也納金色大廳咋成中國人“卡拉OK廳”》后，不到兩個月。作為大連青泥洼橋“友誼之聲”藝術團副團長，張美華不知道“卡拉OK”的說法，更不知道自那后，“從金色大廳載譽歸來”的中國民間藝術團體數量驟減“友誼之聲”幾乎是惟一在媒體上亮相的。在2013年的前九個月里，這個數字是一百三十多個。事實上和“友誼之聲”同臺演出的，還有十多個國內的民間藝術團體，以及美國洛杉磯的一個華僑藝術團。他們受中國老年學會老年文化委員會（以下簡稱“老文委”）之邀，參加“七彩夕陽走進維也納金色大廳”合唱比賽。自2010年以來，中國民間文藝團體通過民營“文化交流公司”一窩蜂擠入“金色大廳”，惹得文化部門幾次緊急叫停，都無濟于事。2013年，主流媒體先后發難，上“金色大廳”成了人人喊打的事。這個建筑叫“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有不少人叫它金色大廳，我們不介意。”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總經理托馬斯安格延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個俗稱“金色大廳”的建筑，德文名叫“WienerMusikverein”，直譯是“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它既是建筑的名字，也是一個協會的名字。1863年，奧地利國王弗蘭茲約瑟夫一世劃出地皮，造了協會大樓。樓里有六個大廳。其中最著名的叫“音樂大廳”，由于其金色的裝飾風格，也俗稱“金色大廳”，容納座位1800個。其他五個廳分別是：勃拉姆斯廳、木廳、玻璃廳、金屬廳和石廳。金色大廳每年演出800場左右，通常來說，演出排期要提前三年進行。安格延現在考慮的是2016年和2017年的檔期布置。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6月九個月的演出季里，演出場次最多的是維也納交響樂團和維也納愛樂樂團，分別是39場和34場。柏林愛樂樂團、德雷斯頓國立交響樂團等世界頂級樂團也常受邀演出。此外也有不少獨奏會，波里尼、考夫曼、阿格里奇、穆特這些大師都來過，李云迪也將在2014年登場。“金色大廳非常專業，他們的音樂會世界一流。我們之間惟一的區別是，我們做芭蕾和歌劇，他們做音樂會。”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總監多米尼克梅耶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雖然在普通維也納人眼里，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地位要略高于“金色大廳”。“金色大廳就是一個好的音樂場地。”現任中國駐德國文化參贊陳平，就任參贊前是中國文化部西歐處處長，對世界各大演出場所了如指掌，1986年他第一次到奧地利，對維也納歌劇院久仰大名，但“金色大廳”還很少有中國人聽說，“好的團隊都去過，并不說明去的團隊都好”。國家歌劇院毗鄰金色大廳。1950年代，卡拉揚擔任國家歌劇院藝術總監，當年最頂尖的歌者如多明戈，都曾在舞臺上一展歌喉。每年2月，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要組織奧地利最盛大的舞會，奧地利國家元首、名流齊聚一堂，包括帕里斯希爾頓、施華洛世奇繼承人菲奧娜施華洛世奇……包廂售價1.7萬歐元起。為什麼選2月？梅耶笑道：“怕跟金色大廳的新年音樂會搶啊。”1939年12月31日，“金色大廳”舉辦了第一屆新年音樂會。此后，新年音樂會每年在跨年夜舉行。只有1945年因二戰取消。“金色大廳”和維也納歌劇院跟歐洲大部分劇院一樣，每年9月到次年6月的演出季由劇院官方排檔、邀請樂團，藝術水準有保證，門票通過官方渠道出售。非演出季時，劇院員工放假，但“停業不關門”，租賃場地，或進行劇院維修。此時售票“由承租方承擔”。“我們一般7、8月進行建筑維護和租賃。”安格延說，“演出季內，演出計劃確定好后，如果有空置大廳，也會考慮租賃。”而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對外租賃的時間，一年僅有15天。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是官辦劇院，每年有50萬歐政府資助。“金色大廳”并非國有，也不是市屬。“我們必須通過私人渠道獲得資金，否則怎么維持這座大樓？”安格延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金廳”和大部分劇院一樣，要自負盈虧。至于租給誰，安格延有個原則：“任何古典音樂（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古典音樂，如中國傳統音樂）演奏都可租賃場地。我們不會將場地租借給搖滾、流行音樂活動。”國家歌劇院的規矩大抵相同。“不過也不是鐵板一塊，比如我們2014年的非演出季就有一個爵士音樂節。”梅耶說。1998：到維也納過大年“金色大廳”在中國人盡皆知是1998年。那一年，“金色大廳”非演出季的舞臺上迎來了第一批中國人。這場“虎年春節中國民族音樂會”的幕后推手是一家民營企業：北京錦繡公達文化交流中心。錦繡公達文化交流中心的董事長吳澤洲曾是北京師范大學物理系的一名老師，1980年代去了德國，1991年開始做帶歐洲團進中國的“文化生意”。積攢了些人脈，吳澤洲和兒子吳嘉童開始琢磨帶中國團“走出去”。據吳嘉童回憶，1997年夏天，他找到安格延，那時很少有中國團體到維也納演出，安格延表示十分高興能迎接中國的民族樂團。他給吳嘉童開的租金是14萬奧地利先令，按當時的匯率，相當于9萬人民幣。吳氏父子把主辦“春節民族音樂會”稱作“虎年計劃”。他們聯系了中央民族樂團，通過時任維也納文化參贊白陽出面聯系維也納市政府。這是中國最大的民樂團第一次去奧地利演出，維也納市政府承諾負擔場地租賃費、所有記者及隨團人員住宿接待費。宣傳費由英美煙草公司贊助，奧地利國家電視臺的轉播費則由奧地利伊林電氣公司贊助。此外，吳氏父子的合作伙伴中國旅行社還帶去了個大旅游團，大約有450人。白陽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當時中國還沒有開放歐洲旅行，奧地利想打開中國旅游市場。”據吳嘉童回憶，奧地利航空公司總經理甚至主動找到中國國航說：“我是最愛中國的外國人，奧地利航空將贊助一半機票，你們國航呢？”于是，國航擔負了另一半機票。“國家沒給一分錢。”吳嘉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用“民辦官助”四個字來概括1998年的虎年春節民樂會。當時所有演出團體出去，都要文化部審批，民營企業做主辦方還沒有過先例，最后，文化部領導點頭支持。1997年10月16日，中央民族樂團團長俞松林和吳澤洲召集了十幾個專家和記者開了一場座談會，商討去“金色大廳”演出的細節。1998年1月26日，中央民樂團出發前，文化部領導到機場送行，隨行的還有中央電視臺、東方電視臺、北京電視臺等40人記者團。時任《中國文化報》記者趙忱是隨行記者團一員，她看到中國人占據了整個維也納美泉宮酒店：“1998年1月27日晨，美泉宮的自助早餐大廳里，里里外外都是中國人，‘到維也納過大年’的口號變成現實。”那是奧地利人第一次看到這樣規模的中國民樂，非常好奇。演出前，吳氏父子邀請了有“歌劇泰斗”之稱的馬塞爾普拉維向現場觀眾介紹中國民樂樂器，他對比了歐洲觀眾熟知的樂器，效果很好。此后，88歲的普拉維還持續多次為中國民樂團、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做開場介紹，直至去世。演出確實成功，《人民日報》等媒體做了熱情洋溢的報道。“民樂走向金色大廳”成為一個帶有民族自豪感的口號，“金色大廳”這四個字，也因為中國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成了中國人心目中的“音樂殿堂”。從維也納“凱旋”后，中國民樂團在國內做了“金色回響”匯報巡回演出，一場演出費達20萬人民幣。此前，團員們連工資都發不齊。“這很可能是民樂第一次靠門票掙錢。”陳平也參加了1998年那場著名的音樂會，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客觀來說，金色大廳的演出，對這個團的發展有了好處。但幾年之后這種效果就沒了。”上一頁123下一頁2002：新年音樂會和春節民樂會1999年，嘗到甜頭的吳氏父子決定將版圖再擴張，“兔年春節中國民族音樂會”從維也納金色大廳一路開到了柏林愛樂大廳和丹麥哥本哈根皇家音樂廳。時任中央電視臺文藝頻道主任的趙安負責了那場民樂會的轉播。提到此事，吳嘉童就忿忿不平：“我們承擔了所有錄播費用。沒想到趙安把金色大廳的演出轉播冠名，背著主辦方和演出單位賣給了浙江某企業，但該企業數百萬的贊助經費沒有一分錢花在樂團以及巡演上！”2000年，吳氏父子斷絕了和央視的合作。央視隨后和吳氏父子搶起了“金色大廳”生意。從此，“金廳”在春節期間有了兩場中國民樂演出。“趙安認為這是個賺錢渠道，他通過廣電部，邀請中央廣播民族樂團再次登臺金色大廳。”吳嘉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和吳氏父子的商演不同，趙安的春節音樂會委托奧地利大使館協助，請使館大量贈票給當地政要和“友好人士”。時間隔得太短，演出類型相似，維也納人不再覺得新鮮，此時開始，買票者寥寥，開始送票。時任中國駐奧文化參贊孫書柱也叫苦：維也納的音樂市場是完善的，買票聽音樂是體面的事，讓大使館送票，就丟臉了。吳氏父子的利益受到了沉重打擊。“本來可以買票的聽眾，拿著使館送票，不會再來買我們的春節民族音樂會了。”吳嘉童登門找當時的駐奧大使盧永華吃飯，請求不要以使館名義送票。盧永華答道：我也不能只支持你吳氏策劃一家呀。隨著電視轉播以及媒體的夸張描述，“金色大廳”在國內越炒越神。“金色大廳”總經理安格延也記得2000年是個轉折點，“此后越來越多中國團隊來到了維也納”。事實上，當時大部分國人搞不清，“金色大廳”的新年音樂會和中國人辦的春節民樂會的區別。前者在每年元旦，一票難求；后者在2月前后，是檔期冷淡易于租賃的時間外國人不過春節，剛好給中國人用。“送票越來越頻繁，主要是錄像拿回國放。播出有廣告，賣不賣票無所謂。”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孫書柱也印證了這一點：“不送票就坐不滿，坐不滿鏡頭就不好看，就不能稱得上巨大成功。”2002年，來到“金色大廳”的中國團隊突然擴增到六個，其中有四個是民樂團。白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么多‘春節中國民樂會’，互相加價，互相貶低。吳嘉童組織了班子宣傳、做廣告。他賣票，也有相當部分贈票。”大使館的維也納朋友們開始被一股腦兒的中國民樂團砸懵了。孫書柱有個朋友，原本習慣每年買票看“春節中國民族音樂會”，到后來，完全搞不清到底哪個才是正宗的。實際上，歐洲人對中國民樂樂器并不是很能接受。當年普拉維向臺下奧地利聽眾講解時，也提出有些民樂樂器聲音很尖，比如中國打擊樂器，并不符合歐洲人的欣賞習慣。吳氏父子徹底賺不到什麼好處了。2002年，他們邀請香港中樂團演出，票房收入遠遠不比往年。堅持幾年后，他們再也沒法撐下去，自此告別“金色大廳”。“那時，凡是中國人在金廳演出的，都叫中國新年音樂會。”吳嘉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0：緊急通知！不準去吳氏父子黯然退出時，越來越多中國團蜂擁而至，滿載著“巨大成功”的喜悅，“唱響奏響金色大廳”。“團體都以為，去完金色大廳就能鍍金。其實根本不是。”陳平說。奧地利華人圈漸漸出現一個說法：“金色大廳”的中國演出，先是奧地利人看，然后是華人華僑看，現在是演出團體自己看自己。“我認為中國樂團的主要聽眾不可能是維也納本地人。”安格延向南方周末記者印證了這個“笑談”。文藝團體出國演出，需要國家文化部審批。文化部批準前，需要維也納市政府出邀請函。維也納市長助理瑪格麗特葛利斯勒，是個說著一口流利中文的維也納人，中文名郭思樂。1984年，郭思樂在山東大學學語言和漢學，2001年起擔任每年一度在央視播出的維也納“金色大廳”中國新年音樂會主持人。此外，郭思樂對華人在“金色大廳”辦演出最大的貢獻就是簽名。所有的邀請函都是她來發出：維也納市長歡迎你來演出。“奧地利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國家，邀請是不用負責任的，‘歡迎你’這誰都可以說。”白陽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中國人覺得，政府的邀請就不得了，但奧地利根本不是這回事兒。”南方周末記者從2013年10月就開始聯系郭思樂的訪問，對方一直以“生病”、“休假”等各種理由拒絕，截至發稿日為止，都沒有接受訪問。隨著越來越多的演出團體去維也納，使館收到不少投訴，他們希望“中國國家文化部能管管”。2010年，文化部下發《制止國內演出團體赴維也納金色大廳等國外著名演出場所“鍍金”風的緊急通知》，大體內容是：不贊成各省市用政府資金支持團體進入金色大廳演出。“緊急通知”效力有限：不用政府資金，使用企業贊助，你批不批？團體自掏腰包，你批不批？對有錢了的中國人來說，十幾二十萬元的金色大廳場租費，都是小錢。在陳平看來，被中國人神化了的還有悉尼歌劇院和卡內基音樂廳：“這兩個地方跟金色大廳差不多性質。好多團誤以為進了這些地方，自己的音樂就上了一個檔次，這是完全扯淡的，特別是民樂。”2013：一人兩萬，明碼標價2010年后，一線城市專業團體對“金色大廳”已經膩味了，前往演出的主力，變成了二三線城市專業團體、業余老年團和小學初中生團。這時金色大廳場租已變成2.3萬歐元，加之各種勞務費、技術費、器材費，租一次總共花費約4萬歐。但相比國內一些劇院，并未高出太多。“金色大廳”成了樁明碼標價的生意。“80%以上到金色大廳演出的活動，都是中國合唱協會做的。”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合唱協會隸屬文化部社團辦公室，檢索2013年民間團體奔赴“金色大廳”新聞，大半和中國合唱協會有關：1月，“盛世華章2013維也納金色大廳迎新春合唱音樂會”；5月，“2013年中國合唱團體歐洲展演”；7月到8月，“中國音樂文化節”……“中國合唱協會從來都是支持單位，從來不是主辦方。”中國合唱協會秘書長智穎文回應南方周末記者的提問,“一般是國外的音樂協會找到我們，請我們幫他們聯系國內有出國演出需求的合唱團。我們也為這些中國合唱團提供藝術、技術指導，但從來都是義務、公益性質的。”這些中國合唱協會支持的活動，事實上都由商業機構操持盡管有時活動信息也會被發布在協會官網。在這些活動的邀請函上，除了合唱協會，常見的支持機構還有：中國駐奧大使館、聯合國維也納總部……“我們從沒聽說過這些活動。”現任中國駐奧文化參贊李克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活動邀請函一般都會明碼標價。前文提到的“中國合唱協會、中國駐奧大使館”協辦的“盛世華章”活動，報價是2.29萬人民幣人，并且像促銷一樣注明“滿20人減1人”。2012年“唱響五洲金色大廳元宵夜”，標價2.39萬人民幣人，“含國際往返機票、8天7晚、星級酒店食宿……”。這樣的行程，在國內旅行社報價里，一般不超過1.2萬元，“豪華團”也不過1.5萬元。張美華和她的大連“友誼之聲”藝術團收到邀請函是在2013年7月。邀請函上的行程是歐洲7國13日，“1.89萬元人（不含簽證費900元，境外小費800元）”，共計2.06萬元。費用太高，張美華猶豫，可“金色大廳”四個大字又像一種召喚作為聲樂愛好者，“金色大廳”一直是張美華的心中圣地。張美華從沒接觸過“老文委”，不放心，親自跑北京“摸底”。去前她從街道辦一路打招呼到區民政局、文化局乃至大連市文化局，生怕出岔子。80人的“友誼之聲”，最后27人報名去了維也納，費用自付，青泥洼橋街道辦為獎勵她們，每人贈送了200元慰問金。“國家強調節儉，街道辦也沒多少錢，我們主要看重精神鼓勵。”“友誼之聲”女高音部部長王靜仁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對我們來說，報名旅游團，費用可能更高，玩得還可能不好，也滿足不了我們上金色大廳的愿望。”歐洲七國13日游，在旅行團報價最多不到1.6萬元人，而“老文委”組織的演出團費用為2.06萬元人。除開每場4萬歐的場租，按保守數字組織400人前去演出，這中間至少存在150萬人民幣的差價。接到“北京召喚”的還有無錫新區太湖花園第二社區的老年笛子團。他們的邀請來自“邁斯特國際”。“太二社區”黨委書記桑梅有著無錫人特有的精明，算得一手好賬。不驚動街道不驚動區政府，拉來了商業資助10萬，加上平時的社區基金，一共調來了17萬人民幣。邁斯特報價單人2.5萬人民幣，17個老阿姨老阿公們每人拿出1.5萬，桑梅給每個人貼補了1萬，湊夠了錢數就著手排練上金色大廳。為此，笛子團馬團長對桑梅千恩萬謝。老人們非常努力，叫來了專業訓練老師每天排練4小時。有個團員的老伴兒住院了，從醫院到排練廳，老人兩地跑。大連的“友誼之聲”則從報名那天起，就按照金色大廳和“老文委”對演出“民族性”的要求，特意挑了青海民歌《半個月亮爬上來》和意大利民歌《美麗的村莊》，根據27個人和聲的特點，重排成女聲合唱。原本每周兩次、每次兩小時的排練時間，也在那四個月間加長了一倍。2013：金廳行年底急剎車無錫社區的笛子團為“金色大廳”演出訂制了新的演出服：大紅色燙金，很喜氣。大連“友誼之聲”27個團員則穿著此前參加東三省合唱比賽時置備的紫色大衣，拎著顏色統一的箱子，戴著一樣的頭飾，到了維也納。半路上，被這陣勢驚呆了的外國友人問：“你們是哪家航空公司的？”在“金色大廳”一共活動半天，下午彩排，晚上演出。同行十幾個團的幾百號人充當觀眾，座席就坐了七七八八，也有些金發碧眼的外國人。場下場面總是亂糟糟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家在臺上放聲歌唱另一家就得起身離座去后臺準備了。“金色大廳沒電視上看起來那么大，也沒那么亮，頂上的燈都是關著的。”無錫社區笛子團的馬團長說。他們在臺上吹了首《無錫景》，典型的江南小曲。北京來的攝影老年團幫著給他們偷偷摸摸錄像“金色大廳不讓拍照呢”。演出結束后的余熱未消。無錫來的老人們又被安排去海頓故鄉、一個名叫格羅斯霍夫蘭的小鎮交流、聯歡。穿著紅衣服，吃著牛排，“都是小鎮招待的”，喝紅酒，摟著小鎮上的老人們一起跳舞。然后去了巴黎，在埃菲爾鐵塔下面吹笛子，“吹得外國人都來看了”。大連“友誼之聲”也差不多，第七天在瑞士小鎮的街道上，有團員忽然小聲唱起歌來，其他人被感染，也像平時排練一樣加入進來，于是27個穿著紫色大衣的“阿姨”，就這么在瑞士街頭拉風地走動、歌唱。同樣的場景也出現在了法國凡爾賽宮門口。老外們顯然沒有見過這樣的“中國式快閃”，不少人“嚓嚓”拍照。和張美華的心情一樣，金色大廳的回憶是馬團長“一輩子的財富”，是“拿錢換也換不來的”。這是一場雙方看起來都心滿意足的買賣。“友誼之聲”回國，列車駛入大連火車站那刻，還沒等“27朵金花”下車，區領導、街道辦領導、《大連日報》的記者就把大把的鮮花捧了上來。張美華開始連軸轉地接受當地媒體采訪：《大連日報》、《大連晚報》、《大連法制報》……大連電視臺新聞頻道還對張美華做了大半天跟拍。無錫笛子團回國后，《江南晚報》、無錫市宣傳部網站都做了報道，對桑梅來說，算是記一功。她覺得邁斯特國際“根本賺不到錢”，“別人歐洲五國游都要拿那么多錢呢”。邁斯特國際董事長王健聲稱自己做的“民間文化交流活動”從未謀取過暴利。王健在1990年代就開始做國內外音樂演出交流活動，他的妻子是一名小提琴演奏者。偶然的機緣，王健認識了維也納童聲合唱團藝術總監杰拉爾德維爾特，做了一系列活動，把維也納演出團帶到國內，把中國團帶出去，大部分針對非專業社區團、群眾團。王健覺得自己跟那些“只在金色大廳做一場就回去”的機構不同，“邁斯特的活動，團隊在奧地利當地一般要住4-5夜。奧地利人喜歡我們，覺得既然你們來到奧地利，就要更多了解奧地利，而不是為了名利，為了金色大廳，為了業績，做完一天就走。剩余全是10天8國游……”“精英的、專業的文化活動當然要做，但老百姓的、民間的文化交流也要做。”王健覺得委屈，但他也同時承認，在自己的“群眾文化活動”里，旅游是一個基礎。“到歐洲來，肯定要牽扯到吃住行，就像我帶隊去北京，也要去故宮(微博)長城看看不是？”在2010年文化部緊急通知出臺前，《環球時報》、《人民日報》等官辦媒體已經開始發文批判“鍍金”現象。文章把金色大廳說得一錢不值，小標題稱“給錢就能演”。但這沒什麼作用。2013年國慶期間，北京交響樂團在維也納音樂廳舉辦音樂會，文化參贊李克辛觀看以后十分感慨：“這才是真正有水平的演出。”他對媒體稱：2013年從1月份到9月份來到金廳的國內文化團體已經有130多個。這句話再次引發媒體界對金色大廳、地方團隊的批判。在王健看來，金色大廳的確從1990年代一步步被炒起來，但現在大家“抹黑”金色大廳，也太矯枉過正了。“中國人愿意到此一游，交租金，照相留念，卡拉OK一把也沒關系。各有所得。但也僅限于自娛自樂。”吳嘉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不覺得金色大廳出租場地，中國再租下場地演出，這有什麼不可以。15年過去了，吳氏父子還在做中歐之間的演出策劃和公關活動。跟著吳氏走出去的中國團大部分是民樂和傳統戲曲類。跟著吳氏走進來的歐洲團大多是管弦樂團交響樂團。2014年，他們拉上了浙江民樂團，仍在歐洲巡回老字號“中國春節民族音樂會”，在奧地利演出的場地，包括維也納音樂廳、林茨布魯克納音樂廳，就是沒有金色大廳。中國合唱協會從沒受過媒體批評的影響。“我們根據國家法律法規，從豐富人民群眾文化生活的角度出發，群眾有去金色大廳一展歌喉的需求，我們支持有什麼錯呢？”中國合唱協會秘書長智穎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2013年底，受“八項規定”影響，國內演藝市場銳減20%，“去金色大廳”的風氣算是來了一次急剎車。在一些國企連年會都取消了的2013年，還有多少人會去金色大廳呢？正文已結束，您可以按alt+4進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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